万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第一，营商环境优化有利于知识产权保护目标达成。知识产权保护机制能否良好运行，除了有赖于法律制度建设本身之外，还受到营商环境的影响。在营商环境欠佳的地域，公权力常干预创新资源和创造性成果的供给与分配，制约了以市场化运行为表征的知识产权制度发挥激励创新的作用。有些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建立时间远远早于我国，但由于营商环境欠佳，市场机制、竞争机制未能充分发挥作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形同虚设。

优化营商环境是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保障，优良的营商环境能够为经营活动提供公平公正的市场和社会环境，知识产权争议发生后，市场交易主体的权利救济也能得到有效保障。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还可以反向促进知识产权保护体制的转变，助力构建知识产权大保护工作格局。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可谓点多、线长、面广，单靠司法保护、行政执法难以有效应对，还需从仲裁调解、行业自律、公民诚信等环节完善保护体系，而这些方面都依赖稳定、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

第二，营商环境优化有利于知识产权价值形成。人类的一切创造成果，要转变为事实上的财产，唯一方式是交换，即通过市场来实现。没有交易就没有市场。知识产权的价值就是指相关主体将知识产权作为商品，通过市场交易所获得的收益。以发明专利为例，发明人可能投入了巨大的经济资本与人力资本，但如果不为消费者所接受，则只能成为堆积在工厂的产品，而不能成为市场流通中的商品，发明人不仅不会获得商业利润，还可能因此遭受重大损失。因此，应当从市场关系的角度真正理解知识产权的价值：知识产权的价值由市场决定，在市场交易中被创造出来，可称之为“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由资源驱动型转为创新驱动型，科技创新将为公众创造更多元的新需求，知识产权与市场的互动也将更为丰富，客观上形成了对市场化的质的提升。

在市场经济国家，市场必然是资源分配的最主要工具。营商环境就是经营市场的环境，亦是经济繁荣的尺度，哪个地方的营商环境好，哪个地方就能吸引更多的技术、资本、人才，从而提高当地生产财富的能力，增强当地的竞争力，提升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着力营造尊重知识价值的营商环境。”通过优化营商环境，不仅可以充分实现知识产权的市场定价，也可以帮助创新型企业利用知识产权融资，使“知本”变为“资本”，让“智产”撬动“资产”。

第三，营商环境优化有利于知识产权文化养成。知识产权制度既包括可辨识的正式制度，如法律规范、政策规章；也包括难以辨识的非正式制度，如道德、习俗、观念文化。由于中国的成文法传统，人们长期以来更关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本身，忽视了文化语境下的知识产权。从知识产权制度的历史起源与发展演进来看，知识产权制度要在一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必须要有适宜的文化土壤。

知识产权的文化养成，意味着外来文化的转化以及对本土文化的改造。知识产权的文化创新，以对人文主义精神的认同为特征。中国传统文化一般认为“窃书不算偷”，并未为知识界定产权，视知识为公共产品。《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明确提出，中国知识产权文化的基本内涵是“尊重知识、崇尚创新、诚信守法、公平竞争”。这是通过吸收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充分借鉴现代文明成果，形成的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文化理念。尊重知识和诚信守法是人类文明和法治社会的基础，也是知识产权文化的基石；崇尚创新和公平竞争是知识产权核心理念和价值追求。文化无形，却扎根在实践。营商环境优化有利于进一步夯实私人财产不可侵犯、权利平等、意思自治等人文主义精神和法治原则的基础性地位，为知识产权法治建设培育文化土壤。

营商环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实力、竞争力和影响力的综合体现。优化营商环境要放眼全球，着重于国际一流的高标准建设。尤其是在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抬头的形势下，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是提升我国经济国际竞争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知识产权法治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应当回应知识产权制度在服务和保障营商环境建设中面临的问题，助推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

中国知识产权发展历经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大”“从大到强”三大战略转换，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实现了从“被动性接受”到“主动性选择”的历史转变。可以认为，历经40多年发展，中国基本完成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构造以及知识产权法律现代化初成的立法任务，但还需要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要求，并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1.推进国际与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的协调

自1980年中国正式成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员以来，中国相继加入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管理的《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专利合作条约》等国际公约。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面履行《TRIPS协定》。根据国际知识产权公约的“最低保护标准原则”，中国立法在较短的时间内提供了较高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完成了发达国家数百年走过的制度变迁之路。

然而，一方面，随着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的现实环境发生了极大变化，新的知识产品不断涌现，极大丰富了知识产权客体范围，要求法律制定新的权利保护规则，而现行法律规定却难以涵盖新事物，无法适应新形势。例如：《著作权法》中录音制品的定义难以涵盖“虚拟人”演唱的歌曲，《专利法》没有对基因技术的可专利性问题作出适当的制度安排，《商标法》对非传统商标的保护略显保守，《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传统互联网技术应用之外的新发展没有专门的规制措施。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知识产权领域立法、修法活动频繁：在国际层面，《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国际协定相继通过；在区域与国别层面，欧盟通过《数字化单一市场版权指令》，美国制定《2022年保护美国知识产权法案》，日本发布《2023知识产权推进计划》。中国知识产权立法需要与时俱进，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为打造一流的国际化营商环境拓宽发展空间。

2.加快新领域新业态知识产权专门立法

创新创业的生态环境就是营商环境。要加快建立面向新领域新业态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为开辟产业发展新赛道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知识产权发展史就是科技进步史，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对知识产权制度提出重大挑战，需要知识产权制度从基本概念到具体规则作出全方位的回应。当前，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拓展法律边界，涉及科技前沿领域的知识产权新问题不断涌现。一百多年前设计的知识产权制度，是为工业时代而打造，机器是最基本的对象。由于工业的同质性，传统知识产权制度满足了当时所有工业的需求。然而，上述整齐划一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一方面，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专利制度在实践中不得不适应制药、生物技术、电子计算机软件、硬件以及互联网等形形色色的事物。然而，知识产权法不可能根据不同行业分别制定不同的规定。另一方面，通过单一的立法提供适当水平的激励以满足各行业多样需求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更为重要的是，某些颠覆性技术创新可能会完全打破传统知识产权法的制度预设、理论基础。为了应对技术变革，需要加快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专门立法，尤其是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领域要构建具有时代性、回应性、合理性的知识产权规则体系。国家知识产权局已经开始探索数据知识产权保护立法研究，为数字时代保护知识产权增加立法供给。

要统筹推进知识产权各单行法的修订工作，增强法律间的一致性。知识产权各单行法虽在保护客体方面有所不同，但同为智力活动成果，在加强保护方面有类似的制度需求、相同的保护理念，在立法中应当统筹推进，做到具体制度协调一致。另外，要推动知识产权制度与反垄断、公平竞争等法律法规的有机衔接，营造公平竞争的创新环境和营商环境。

3.制定知识产权基础性法律

知识产权法律的现代化，不仅表现为法律理念、法律内容的制度安排，也表现为法律形式、法律外观的制度选择，这就是知识产权法典化问题。知识产权法典化运动大抵有两个面向：一是实现知识产权法与民法典的链接，即在民法典框架中对知识产权进行制度安排；二是实现知识产权法律自身的体系化，即在民法典之外再设专门法典。在《民法典》制定过程中，有学者建议在《民法典》中设立“知识产权编”。由于立法技术等原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提请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审议的说明中指出，民法典中暂不宜设立知识产权编。最终，知识产权未能“成编入典”。不过，《民法典》总则第123条确认了知识产权的客体，既为知识产权法和民法建立起了逻辑关联，也为知识产权法律未来的发展，包括为知识产权基础性法律的制定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提出，“开展知识产权基础性法律研究⋯⋯增强法律法规的适用性和统一性”。对于何谓知识产权基础性法律，各界存在不同观点，但基本共识是指具有根本性、统领性，对知识产权各单行法具有指导作用与指引效力的法律。其可以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知识产权基本法（日本模式），二是知识产权专门法典（法国模式）。知识产权基本法定位为公法领域的基础性法律，重在对知识产权基本制度设计、宏观政策制定、现代化治理等，在法律层面提供活动依据与行为准则。知识产权专门法典定位为私法领域的基础性法律，旨在以法典化形式构建知识产权各单行法的通则性规定与共同性规则。基于对知识产权基本法与知识产权专门法典的既有认识与研究储备，从立法时机上看，可先制定知识产权基本法，再考虑制定知识产权专门法典，从而最终实现知识产权体系化、法典化、现代化，更好地服务营商环境建设。

一般而言，法治运行是指法律从创制到实施再到实现的过程。相应地，知识产权法治运行，即以法律制定为起点，以法律实施为节点，以法律目标实现为终点的一系列过程、环节和方面的总和。

从改革开放初期到《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颁布之前，我国知识产权法治建设更多是通过不断完善相关知识产权立法，较为被动地提升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缺乏相应的知识产权法治运行战略规划和主动安排。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颁布，标志着我国全面开启了知识产权法治运行的战略发展机遇期。随着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有效实施，我国在数量和规模上已经成为“知识产权大国”，但在质量和效益上还不是“知识产权强国”。2021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的实施标志着我国知识产权法治运行进入重点深化阶段。

知识产权法治运行一体化建设，需要充分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法治运行的激励机制、转化机制、保障机制，进而充分发挥各种知识产权法治运行机制的整体效应，为一流营商环境的整体性建设奠定坚实基础。具体而言，第一，合理优化知识产权的产权归属和利益分配机制，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为知识产权创造提供充分的激励效应；第二，有效打通知识产权创造和运用环节的联动地带，加快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充分发挥知识产权运行的转化效应；第三，持续加强知识产权全周期保护，依法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各种行为，有效实现知识产权运行的保障效应。

知识产权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要面对纷繁的国内外市场环境的挑战，还要克服传统的政府管制型治理模式的弊端，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公众的共同参与，统筹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形成知识产权多元治理的合力，进而改善与优化营商环境。

知识产权的国内治理，应是“政府履职尽责、执法部门严格监管、司法机关公正司法、经营主体规范管理、行业组织自律自治、社会公众诚信守法”的协同治理。从协同学意义上讲，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存在协同关系，能够通过调动各个治理主体拥有的资源参与治理过程，形成协同效应，获得的效果要优于所有单个治理主体独立发挥作用之和。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15条规定，“推动建立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机制，健全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和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机制”。推动知识产权协同治理格局的完善，要明晰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职责权限，加强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协作，促进行政执法标准和司法裁判标准的协调统一，构建有机衔接、协同高效的知识产权执法司法体系。加强高水平知识产权审判机构建设，完善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健全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专业化审判体系。完善知识产权检察机制，稳步探索知识产权检察公益诉讼，全面提升知识产权检察综合保护质效。结合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区域合作机制，探索解决跨区域规模化知识产权侵权问题。加强知识产权纠纷调解组织建设，加强诉源治理，推动诉调对接，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知识产权纠纷。加强知识产权诚信体系建设，将知识产权领域公共信用信息纳入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基础目录，依法依规对知识产权领域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进行惩戒。

知识产权的国际治理，应是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基础上的“多元共治”。经济全球化使得知识产权国际治理规则成为国际法治体系和国际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国际社会面对知识产权领域共同的挑战和问题，不仅有增进交流、扩大合作的迫切期待，也有形成共鸣、达成共识的广阔空间。我们必须具备战略意识和国际视野，让中国的知识产权实践和理论“走出去”；应当立基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形成更加开放包容、平衡普惠的知识产权国际治理新格局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应坚定不移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积极发展知识产权多边合作体系。根据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变革的最新动向，对中国具有优势的知识产权资源加强国际保护，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修订和制定方面增加话语权，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以知识产权国际良法促进全球善治，为投资者提供稳定、透明、可预期的知识产权法治环境，为优化内外联通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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